清代涉藏地方志是記錄西藏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民族宗教與社會文化的珍貴文獻寶庫。這些志書不僅系統性地承載了中央政府對西藏行使主權的歷史記憶，更生動詳實地刻畫出各民族在西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壯闊圖景。深入挖掘與闡釋清代涉藏地方志的深厚內涵，對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時代意義。

　　清代涉藏地方志是記錄中央治藏與國家統一的歷史豐碑

　　清代涉藏地方志的編纂與形成，本身就是國家主權行使與行政管理體系完善的直接體現。清朝通過派駐駐藏大臣、劃定行政區域、建立驛站塘汛、實施一系列法律制度，對西藏地方進行了有效管轄。這一歷史進程，被系統、客觀地記錄在各類方志之中。

　　首先，方志的編纂體現了國家意志與文化認同。從最早的《藏紀概》到集大成的《衛藏通志》《西藏圖考》，編纂者或為入藏官員，或為奉旨修志的學者，其編修行為是國家行使文化主權、了解與治理邊疆的自覺行動。如《大清一統志·西藏》的修撰，將西藏納入全國性的總志體系，從國家層面確立了西藏的法律與行政地位，是“大一統”政治理念和國家格局的文獻實證。

　　其次，方志內容是國家治理實踐的詳細檔案。方志中對駐藏大臣衙署（如“寵斯岡”“札什城”）的記載，對川藏驛道沿線塘、汛、臺、站的設置與管理（如“阿足魯塘”“湳多塘”），以及對疆域界址的明確劃定（如“寧靜山”立界），無不以白紙黑字證明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有效管治。這些記錄鐵證如山，是駁斥歷史虛無主義、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權威歷史依據。

　　清代涉藏地方志是承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地名、風物、習俗與事件的記載，使清代涉藏地方志成為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百科全書”，其價值遠超地理標識的范疇，升華為深厚的文化符號。

　　地名見證交融歷史。方志中的地名體系多元一體，是民族交融的直觀反映。御賜地名，如康熙、雍正、乾隆為甘丹寺、納塘寺等賜名“永泰寺”“普恩寺”，體現了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尊重與管理，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調適的結晶；漢藏合璧地名，如“鹿馬嶺”（藏名“蒲葛倉”）、“熱水塘”（藏名“擦楮卡”），以及大量“某某塘”類驛站名，既是語言融合的產物，也標志著人員往來、物資流通、信息傳遞的關鍵節點；漢語地名及建筑，如“琉璃橋”“雙忠祠”“關帝廟”，不僅承載了文成公主進藏等歷史記憶，也記錄了清代官兵駐防、修建設施的歷史，是區外文化在西藏落地生根的見證。

　　史實敘寫團結篇章。方志中記載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核心主題是各民族共同維護國家統一。無論是記錄清軍平定準噶爾之亂后修建的“丹達廟”，還是記載乾隆時期驅逐廓爾喀入侵后新建的“關帝廟”，其背后都是朝廷軍隊、西藏地方僧俗民眾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集體記憶。這些事件通過方志的流傳，轉化為凝聚共同體情感的英雄敘事。

　　風物描繪共生圖景。方志中對貿易集市（如“南墩”廟會）、道路交通、生產技術的描述，展現了西藏與內地之間持續不斷的經濟互補與物質交流。而附載于程站條目下的詩詞歌賦（如王我師、楊揆等人的詩作），則是進藏官員與文人的情感抒發，他們將西藏的山水人文納入中華文學的審美與表達體系，實現了精神層面的深度交流與認同。

　　挖掘與利用清代涉藏地方志，賦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讓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來”，發揮其潤物無聲的強大力量，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實踐路徑。

　　正本清源，強化歷史教育。可以將清代涉藏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系統納入國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群眾性主題教育中，通過舉辦專題展覽、出版普及讀物、制作紀錄片等形式，講清楚西藏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脈絡，講明白中央政府對西藏一貫的主權管轄，用扎實的史料筑牢歷史認知的根基。

　　古為今用，活化地名文化。建議開展針對清代西藏地名的專項研究與應用工作。恢復與規范歷史地名：將具有重要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地名，如“寧靜山”“丹達山”“南墩村”“琉璃橋路”等，予以恢復或作為標準名稱使用，使其成為街路牌、地圖上的“活教材”；完善標識系統：對御賜寺名等，可采用歷史名稱與現行名稱并列標注的方式，彰顯歷史淵源。在歷史塘站、古道遺址設立說明碑刻，重現當年的民族交往場景。

　　深化研究，推動學科交叉與成果轉化。鼓勵歷史學、民族學、地理學、語言學等多學科協同攻關，加強對清代涉藏地方志的整理、翻譯與數字化工作。通過實地調查，驗證、補充和活化文獻記載，挖掘更多承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物與口述史料，并將研究成果有效轉化為公共文化產品和社會宣傳教育資源。

　　本文受2022年度西藏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專項資金項目《清代西藏方志輿圖的國家意識研究》（項目編號：22BZS01）支持完成。

　　（作者系西藏社科院南亞所副所長、主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