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時期，一批愛國愛教的藏傳佛教僧人也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抗戰之中。他們認為，中國抗戰是為了止息戰爭，是自衛的、和平的，是為保衛中國人民以及人類正義和平幸福而戰的。他們與各族各界人民一道，同仇敵愾、團結合作，以組織抗議、前線慰問、物資支援、祈福法會等多種方式投身抗戰洪流。他們的愛國實踐既延續了藏民族反帝傳統，又深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抗戰史上留下了獨特而光輝的印記。

　　抗戰時期赴武漢前線慰問的一支藏族僧俗代表團。

　　藏傳佛教界組織抗日團體

　　康藏旅京同鄉的率先行動。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由此開始了侵華戰爭。不到半年，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9月20日，中國共產黨號召“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斗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些藏傳佛教僧人，立即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強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堅決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抗日。1931年9月27日，十三世達賴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巫明遠及九世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等藏傳佛教界人士在南京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并舉行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還專門發布《告全國同胞書》呼吁全國同胞緊急行動起來，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其時，諾那呼圖克圖的通電頗為感人：“警耗傳來，我等痛愴至極，發指血騰，悲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請立下全國動員令，驅彼倭奴，還我故土。……處此千鈞一發之際，國人無不愿以灼熱赤血，洗此奇恥，刷此大辱，以我等老髦無力，亦愿與之一擊，寧作戰死鬼，不做亡國奴。”

　　蒙藏回族慰問團的前線之行。1938年，蒙古、藏、回等民族代表發起組織“蒙藏回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該團代表中有十三世達賴駐京辦事處處長貢覺仲尼、阿汪堅贊，九世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等。該團一方面慰勞前線抗戰將士，表示蒙藏回各族對抗戰將士之崇敬；另一方面也間接向國際社會說明敵方一貫分化中華民族的奸計之失敗。藏傳佛教高僧貢覺仲尼在大會上以藏語公開表示：“拉薩是佛教圣地，自從抗戰發生以后，有20萬以上的喇嘛念經，在歷史上是最偉大的表現。”正如當時的《申報》所說：“暴敵此次侵略我國，除了用飛機大炮以外，最毒辣的手段，還是離間我們的民族。過去軍閥時代十幾年的內戰，都是暴日在中間撥弄，‘九一八’以后，這種陰謀更加緊了。哪里知道盧溝橋的炮聲，反而促成了中華民族的精誠團結——蒙藏回族的聯合！”代表團通電全國同胞曰：“我邊疆人民，無宗教族系之別。咸凜然于國家人民之絕對同其命運，及國內諸民族之絕對不可分，以為惟有一致團結，犧牲奮斗，方可以達衛國保民之目的。當今長期抗戰，需要發動全國一切力量之時，深望中央今后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對邊疆人民更多加指導，盡力扶持；并望全國各界同胞，同加注意。邊疆民力之發揚，即中華國力之增厚，我邊疆諸族，定能永遠后援國軍，保衛國土，則可為全國同胞欣告者也。”代表團向前線將士獻三色緞制旗16面，旗上各民族文字連在一起，非常別致，凸顯各民族間血濃于水。

　　發布團結宣言。1941年2月，蒙回藏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再次組成。藏族代表中有藏傳佛教高僧喜饒嘉措、阿旺堅贊、貢覺仲尼、羅桑堅贊等。他們參與聯署的《蒙回藏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告前方將士書》（即《告前方將士書》）讓人熱血澎湃：“我們都是邊疆人，來自遙遠的地方，我們的宗教、語言、習慣雖有不同，但我們同是一國的國民，都是一家人，有著一條心，雖隔天涯，其實近若比鄰，你們的影子，無時不在我們的心中浮起，而歷久愈明，此在我們之間，還能說有些微的距離嗎？”其中“手足枝葉”的比喻，“合則兩利，離則俱傷”的警示，都無不讓人感嘆。《告前方將士書》最后“中華萬歲”的吶喊，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集中體現。

　　九世班禪：藏傳佛教界抗日代表

　　九世班禪始終認為“諸有智者，皆以譬喻而得解，國家譬則林樹，人民譬則眾鳥由空下翔，共集于一林一樹之間，必其林樹蔚然深秀，根本堅固，而后眾鳥之棲止始安。否則，風雨一至，樹拔林摧，眾鳥皆將靡所托身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后，九世班禪想到內蒙古鄰近東北，日寇早已垂涎，多方誘惑，危機四伏，后患可虞，當即向國民政府提出赴內蒙古各地宣傳抗日救國。許多人擔心此去兇多吉少，勸其勿往。但他恐改變行期“貽敵人以離間之機，引起蒙地民眾之疑惑”，毅然前往，沿途向僧俗群眾宣傳抗日救國，揭露日軍的暴行，號召內蒙古的廣大僧俗群眾奮起抗戰，保衛家園。

　　1932年3月23日，九世班禪在內蒙古百靈廟向全國發出了抗日通電，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號召全國民眾“前赴后繼，為自衛而抵抗，為正義而舍生”。他還召集了千名僧人誦經。在巡視期間，適逢日寇企圖染指我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他即致電國民政府，嚴正聲討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罪行：“近聞暴日不顧公理，藐視盟約，仗其武力，攻我熱榆，視彼用心，無非欲實現其大陸政策之陰謀。現我軍民時至忍無可忍，官兵義師前赴后繼，為自衛而抵抗，為正義而舍生，救國熱忱中外皆欽，班等宣講國難中應盡之天職，化彼惶恐觀望之心理，實行團結，共赴國難。離轅較遠者，或派人游說；或分函告誡，令飭各地蒙軍加意防范，嚴守疆地，……幸各王公深感大義，先后復函，誓愿執戈報國，共驅倭奴。班禪目擊時艱，憂憤無已，雖身屬空門，而于救國圖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當地藏傳佛教僧人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靈廟虔誦藏經，廣施供養，建立法壇，祈禱和平，并追薦前方陣亡將士，藉佛力之加被，彌戰禍于無形。”此電充分表達了九世班禪的抗日救國熱忱。

　　這期間，他“不敢辭卻勞苦，即由北路經過外蒙邊地，以至內蒙各盟旗藉宗教以廣為宣傳中央之意旨，及幫辦蒙民之一切設施，并力說五族應堅固意志，切實聯絡。故蒙民各王公民眾，悉為感動，力行團結，乃派代表來京”。

　　由于九世班禪頗有聲望，日本人“屢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內蒙與中央分離之局面”，但是，他深明大義，嚴詞拒絕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攏，并致電中央政府。這期間，九世班禪還多次在內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廟的喇嘛修建壇城，虔誦靖國消災大經，公祈和平，超薦抗日陣亡將士，自己亦晨夕默誦，未曾稍懈。

　　“七七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重病中的九世班禪還想到康定召集高僧啟建法會，以仁慈之心求全國人民共免劫難。他在圓寂的前幾天，得知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憂國憂民，夜不能寐，在彌留之際，仍不忘積極宣傳抗日，發布了漢藏合璧的《告西陲民眾書》，呼吁“大家要認清，這回是我們中華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爭生存的戰爭，誰戰敗了，誰就是戰勝者的奴隸呀！”他還特別指示“至宣化使署槍支，除衛士隊及員役自衛者外，其余獻給中央，共濟國難”，并積極倡議西陲所有蒙藏僧俗民眾出錢出力，支援抗戰。

　　九世班禪圓寂后，班禪行轅繼續完成班禪大師的愛國意愿，組織慰問團前往抗日前線。1939年3月，班禪行轅致電國民政府主席：“倭寇犯華，極盡殘暴，幸賴鈞座福威濟世，人天共懲，敵鋒屢挫，大義早張。民等遠在西陲，一致同仇，誓竭所能，以利抗建。”同時，致電行政院院長，再次表達抗戰必勝之信念。同日，他們在致蒙藏委員會的電文中稱：“暴日侵凌，舉國同仇，正義感召，勝利必操。同人護靈邊陲，愧乏馳報，惟遵先大師遺志，擁護中央，團結邊民，奠安后方，以抒西顧，誓竭所能，以利抗戰……并往前方慰勞抗戰將士，撫問傷兵難胞。隨奉醫藥費五千元，慰勞費各定，艷日由甘首途，商懇鈞會派員指導，以資遵循。此間亦即遣人分赴三藏各寺供養，虞誦大經，追薦忠烈，祈禱勝利，聊盡愚忱。”他們以實際行動續寫了九世班禪為抗日救亡而奔走的續章。

　　藏傳佛教界發出抗戰呼聲

　　在九世班禪的影響下，藏傳佛教僧人也紛紛發聲，表達自己的抗日主張。

　　十三世達賴得知日寇進犯后，立即命令西藏各大寺廟十余萬喇嘛同為抗戰勝利祈禱，“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勝利”。他圓寂之后，熱振呼圖克圖“以堵擊日寇之侵略起見，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歧古剎諸處一律設壇，進行祝我軍得勝利，并詛日政權立滅之咒”。

　　1938年9月，喜饒嘉措在重慶發表《告蒙藏人士書》：“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時至今日，除了抗戰，別無他法，即使剩了最后一人，最后寸土，我們也抗戰到底，決不能片刻停止。”他還提出《請團結邊民意志以增加抗戰力量案》，要求加強對邊民的宣傳和引導，以加強邊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眾顧及“國家軍事急需要兵力甚殷”，提出應于康藏各地早日實行政令征集兵員，在國家民族需要寺僧之時亦愿拿起槍桿。

　　四川理塘喇嘛寺堪布火竹香根于諷誦經典之余，向民眾宣傳抗戰必獲最后勝利，勸導藏漢民眾一致擁護抗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四川道孚縣靈雀寺堪布發表《告五族同胞書》：“想我地大物博，數千年來文明之中華大國，將被蠶食淪亡。事急矣，不宜再爭權奪利，因循待斃。甚望五族男女同胞，廢除私見，挽回頹敗習氣，親誠互助，實遵先總理遺教，刷新政治，洗雪宿恥，使國富民強，庶幾可矣。……國難猶殷，仍未敢茍安一時，于禮佛誦經靜修外，則訓導全體喇嘛，發奮為雄，以圖將來效命國家，區區愚忱，愿我同胞共鑒之。”

　　藏傳佛教界為抗戰捐獻物資

　　在抗日戰爭期間，全國各族人民行動起來，上演了一場可歌可泣的悲壯組曲。那些不能親自上戰場殺敵的民眾也積極以財力、物力支援抗戰，其中不乏藏傳佛教僧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廣大藏族僧俗群眾因與前線遙隔千山萬水，難以前往。但是，他們時刻關心著祖國的安危，密切地注視著抗日戰爭的進展，通過特殊的方式支援抗戰。

　　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禪慷慨捐助前線抗日將士醫藥費三萬元，并帶頭認購救國公債兩萬元。抗戰前夕，九世班禪還曾數次捐贈戰馬數百匹。同年11月8日，他為賑濟前線傷員及難民，再次捐款兩千元。為了祈禱抗戰勝利，他還捐款數千元，修建壇城。九世班禪捐款捐物，無形中動員和鼓舞了各民族民眾為反侵略戰爭盡自己微薄之力。

　　1938年夏，青禳呼圖克圖、貢嘎呼圖克圖等人在西康發起募捐，用于購置慰勞品和錦旗，并組織了“西康民眾慰勞前線抗日將士代表團”。他們到重慶后，立即將募捐的金銀首飾（銀質飾物40斤零10兩5錢，金質飾物6件，紗洋85元4角，大洋1元，小洋11元）一并獻出，以應抗戰之需。四川白玉噶拖喇嘛寺呼圖克圖“聞我前方將士喋血抗戰，值茲嚴寒天氣，尤能一致用命，實為欽仰。特獻贈棉衣，捐款藏洋一百元，用表國民職責”。

　　1939年入藏的“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離開拉薩前，一些僧俗民眾捐獻了自織的110多匹氆氌，委托他們制成背心，帶到前方分送抗日將士。這些氆氌質料、花紋極其特殊，可制成背心400多件，雖然為數不多，但可“表示遙遠后方之西藏民眾自動敬慕抗戰將士熱忱”。

　　1939年初，“甘肅祁連山藏民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以顧嘉堪布為首征集慰勞品、慰勞金，前往勞軍，特制錦旗兩幀，向前線抗戰將士表達敬意。

　　這期間，西藏的廣大僧俗群眾紛紛自愿前往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了解戰況，并托辦事處轉達西藏民眾堅決支持抗戰的決心。他們時刻惦記著抗日前線的將士，盡自己的全力捐獻款物，來支援抗日戰爭。

　　嘉木樣活佛命甘肅拉卜楞代表團捐獻牛一百頭，羊千只勞軍。另外還募集價值五萬余元的萬張羊皮捐給前線戰士。1943年底，“拉卜楞一零八寺代表團”再次前往重慶，他們捐獻30架戰斗機（每架銀圓3萬元，合計90萬元）之壯舉更是轟動一時，成為我國少數民族愛國抗日運動之典范。

　　捐獻錢物不但對抗戰是急需的，而且體現了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對于推進前線軍民團結抗戰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而這與當時藏傳佛教界中的有識之士率先垂范、奔走呼吁是分不開的。

　　當抗戰烽火燃遍中華大地，藏傳佛教高僧以特殊的擔當，在廣袤邊疆與抗日前線之間架起了精神與物質的橋梁。他們不僅是藏傳佛教界反帝愛國斗爭的代表，更成為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精神的重要注腳。他們將愛國情懷與宗教信仰完美統一，用號召力凝聚抗戰力量，讓雪域高原的愛國呼聲匯入全國救亡洪流。他們用行動證明：真正的信仰從來都與民族命運同頻共振，而“愛國愛教”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血脈的實踐擔當。

　　（作者：喜饒尼瑪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邊疆民族歷史研究院二級教授、西藏自治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