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將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創造性提出并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戰線理論、方針和政策。深刻認識和把握毛澤東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對于在新時代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奮力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要勝利就要搞好統一戰線”

　　毛澤東始終認為，統一戰線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無論如何要團結最大多數的人。從青年時代開始，他就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為實現黨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使命任務，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貢獻。

　　經受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洗禮，為挽救民族危亡，具有強烈憂國憂民意識的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指出，“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他在文章中回答了民眾大聯合是什么？為何要大聯合？如何進行大聯合？強調民眾是拯救自己命運和改造社會的積極力量，人多力量大，一旦聯合就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意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要想取得革命勝利，就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黨的二大提出“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黨的三大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1923年7月，毛澤東發表《北京政變與商人》，強調“惟有號召全國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乃至各種各色凡屬同受壓迫的國民，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1924年初國民革命聯合戰線正式形成，加速了中國革命進程。而隨著“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

　　大革命失敗后，黨領導土地革命戰爭，緊緊依靠農民，建立和鞏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1927年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在古城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分析研究如何對待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問題時，毛澤東要求部隊與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建立軍事統一戰線。毛澤東堅持發展工農聯盟思想，致力于動員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強調真正的銅墻鐵壁是群眾，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領導創建“工農兵蘇維埃”革命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在黨內外兩大斗爭中探索發展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摒棄前嫌，提出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和一切同盟者共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主張。毛澤東認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指出，“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七七事變后，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并不斷擴大，為加速中國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悍然發動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關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毛澤東指出，“被蔣介石政府各項反動政策所壓迫、處于團結自救地位的中國各階層人民，包括了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強調要建立一個包含上述階層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強調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一個包括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在內的幾萬萬人的統一戰線，它是以工人農民為基礎的，它是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且“是任何敵人所不能戰勝的”。1951年，周世釗加入民盟后，毛澤東便建議他當好民主人士，做一名共產黨的好朋友。這一時期，毛澤東對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新的探索創造，黨領導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領導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形成和發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實現和鞏固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加強和擴大了廣泛統一戰線，為我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

　　統一戰線被毛澤東譽為戰勝敵人的基本武器、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關于統一戰線的實踐探索，形成了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內容豐富、邏輯深刻、體系嚴密，包括無產階級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兩個聯盟問題、統一戰線的方式目標問題、國際統一戰線問題等方面，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堅持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領導權問題是統一戰線的核心問題。毛澤東多次強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指出統一戰線“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因為“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才“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并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1938年，他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結論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實際上強調了無產階級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問題。毛澤東明確了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必須具備的兩個缺一不可的條件，一是“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二是“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一系列正確方針政策，發揮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從政治、思想、組織上保證了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統一戰線中的兩個聯盟及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統一戰線一直存在兩種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指出“同農民的聯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暫時的，第二位的”，強調“這兩個聯盟對我們都很必要”。

　　毛澤東始終堅持兩個聯盟思想，先后主張創造發展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在發展工農聯盟基礎上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政黨反帝反封反軍閥、動員民族資產階級加入工農民眾統一戰線，并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發展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他尤其注意區分中國資產階級中的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強調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無產階級也可以和大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建立反帝統一戰線。此外，他分析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即“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堅持獨立自主，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團結他們一起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他們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言行；對他們反工人階級的、反共的反動言行，進行適當的斗爭”，真正“使他們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對帝國主義”。

　　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自己的綱領、路線和戰略目標，同時也要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有時做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即“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

　　1938年4月，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演講時說，“現在為了共同抗日在藝術界也需要統一戰線”，但“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毛澤東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充分運用到各項政策中。對民主黨派，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為我國多黨合作事業健康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對民族問題，強調“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主張信教自由，但強調共產黨員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對知識分子，認為“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從大量吸收到團結、教育、改造；對民族工商業，從保護到有伸縮性的限制，再到“逐步實行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以達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等等。這些政策的實施，有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

　　建立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關于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理論，開始形成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得以繼續深化和發展，從堅持“一邊倒”、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與建立“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到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主張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在世界的大舞臺上不斷進行著實踐。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努力爭取和聯合國際力量共同抗日，提出了抗日國際統一戰線問題。他指出：“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強調“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他堅持調整中國對外戰略，主張團結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民族，并在接見非洲朋友時強調，“我們的團結不是種族團結，而是同志、朋友的團結。我們要加強團結，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他們的走狗，為爭取完全徹底的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斗爭”，為促進國內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提供了重要保證。

　　“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

　　《毛澤東選集》開篇講的就是統戰戰略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強調“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毛澤東不僅是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策略的奠基人，而且還親自做統戰工作，爭取盡可能多地團結各界人士，是貫徹執行統戰政策的帶頭人和開拓者。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毛澤東認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瓦窯堡會議后，他有時一天寫七八封致國民黨將領和要員的書信，動員他們聯合抗日。如致朱紹良的信中指出國共兩黨團結對敵的必要性，“十年酣戰，隨處與先生相遇，可謂大有緣矣！然鷸蚌相持，漁人伺于其側，為鷸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產黨致國民黨書，為國家民族謀，亦為先生謀也。兩黨兩軍之間，無膠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濟之責”，期望雙方“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國民黨高級將領劉斐，曾糾結是否走向共產黨。為探析毛澤東態度，他在吃飯時講出自己的顧慮，問毛澤東：“打麻將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毛澤東聽后笑著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一語雙關，點破迷津，劉斐也下定決心，說：“平和好，那么還有我一份。”毛澤東始終注意最大限度團結不同力量，共謀國家發展和進步，為當前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提供了生動借鑒。

　　廣交一切可以交往的朋友。毛澤東廣交朋友，許多原國民黨要員如張治中、李宗仁、程潛等，在毛澤東的幫助下回到人民懷抱；許多學術師友、社會朋舊如張瀾、沈鈞儒、郭沫若等，也在毛澤東的率爾相交中殊途同歸為中華。1949年初，毛澤東會見傅作義時說：“你有功！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遠不會忘掉你的！”之后又向他說明北平解放的必然性及和平解放北平、不做千古罪人的考慮，闡述部隊整編政策，徹底打消了傅作義心中的不安。全國解放后，毛澤東約見曾經他介紹在武漢農民協會工作、但大革命失敗后轉投教育事業的周谷城。面對周谷城的忐忑和尷尬處境，毛澤東表示理解，同時支持周谷城的工作和治學，鼓勵他在學術問題上參加爭鳴，把《世界通史》寫下去。毛澤東還多次邀請周谷城吃飯，徹夜長談，品評詩詞，即使兩人在史學問題上意見相左，也毫不介意，反而贊賞周谷城的治學嚴謹。即使到了今天，毛澤東真誠對待黨外人士、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交友原則和工作方法，仍值得我們學習。

　　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毛澤東不僅關注黨內、國內團結，也關注全世界的團結問題。他認為應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指出“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國的黨，外國的非黨人士，只要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有一點用處的，我們就應該團結”。1936年7月，他同斯諾談話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認為中國要在最短時間贏得對日本的勝利，就要把統一戰線推廣到包括所有與太平洋地區和平有利害關系的國家。1954年，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致開幕詞，指出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進一步闡述、發展了國際統戰理念，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新時代新征程，必須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在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方針政策上把舵定向；必須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必須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團結不同黨派、民族、宗教、階層的人士和群眾，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復興的強大力量；必須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胸懷天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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